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中唯一明确规定法律修改权的是1990年修正后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哈特试图从历史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寻找可能的经验证据，但无果。在他看来，压制性法与众不同的组织性并不要求惩罚的正式性管制和刑事程序的制度化，它只要求法庭对冒犯集体意识的人予以判决并表明对他犯罪行为的集体反应。
托马斯首先对将道德的法律实施立基于保守论提出了质疑，(23)随后，他提出了一项经验证据用以支持涂尔干的主张，(24)紧接着他又提出了一项经验证据支持哈特的主张，证明了并非所有界定犯罪行为的尝试都对社会有益，(25)即哈特对崩溃论的第二点批评所指向的问题。(59)他还指出，从静态数据推断出动态发展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其面临根本上的困难，而这一点在观念上从未得到系统的探究与发展。⑧由于环节社会是一种低级社会形态，宗教侵蚀了整个社会生活，集体意识本身与它包含的道德内容都带有宗教色彩，所以，刑法的压制作为一种社会安排是对宗教观念的权力的一种回应与抵偿。它借助强力挽回罪行或剥夺该行为的一切社会价值。并且，必须拒绝普遍的法律进化论，因为，即使那些在社会和经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社会，它们的法律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别。
另一种则是全社会所共有的，代表集体类型，可称之为集体意识⑤或共同意识。第二个假设是如果一个命题是事实性的，那它是真实的。【参考文献】 ［1］ 梁晨，张浩，李中清，等．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 －2002［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41 －256． ［2］ 沈四宝．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沈四宝教授作品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 明克胜． 中国法学教育的潮起潮落［C］/ / ．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3 卷第 1 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7 － 157． ［4］ 何美欢． 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5］ 冯象． 法学院向何处去［C］/ / ． 政法笔记．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39． ［6］ 杨力． 法学教育的职业主义路线修正［C］/ /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3 卷第 1 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83 － 116． ［7］ 苏力． 法学院与律所［C］/ / 苏力． 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7． ［8］ TAMANAHA B． Failing Law School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进入专题： 法学教育 精英法学院 法治 。
因对应学校的对外贸易专业特色，成立了对外贸易法律教研室，开设了国际商法课程，编写了《国际商法》教科书。[7] 实际上，贸大法学院这几年已经有所改革，加大了海外师资和科研师资的引进力度。[3]其他 5 所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还开设了很多法律实务类的课程，如国际商事仲裁、法律谈判、模拟法庭等，还有不少以判例法为特色的课程，如英美合同法、英美财产法、公司融资法、比较破产法等等。
更严重的弊端是，贸大法学院培养的学术人才较少，这多少影响了其学术声誉。虽然美国的法学教育实际上也在衰落［8］，而中国法学院所面临的问题又有所不同，但也必须未雨绸缪。
[5]由于科研水平是判断法学院实力的重要标准，所以贸大法学院在国内的地位有所下降。好处是，培养了大量国际化和职业化为导向的法律人才，这是能够称得上精英法学院的重要指标。[6]首先，贸大法学院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科研水平。CLSCI 是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在 CSSCI 基础上选择15 个知名法学期刊形成的。
冯大同比沈达明小 20 岁，毕业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北京大学法律系。总的来说，法学教育必须与法律职业相衔接，以开拓法律职业教育的现实进路［6］。通过知名学者的努力，既要培养自己的学生，同时也需要联合国内的同行学者，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形成无形学院。法律与发展研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兴起的，主要研究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贸大法学院虽然拥有国际法学的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但国际法的三个分支学科除了国际经济法勉强算作强项之外，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都相当弱，发展很不平衡。例如，除了引进从德国、日本、意大利知名大学毕业的博士以外，另有 3 位获得美国 SJD(法律科学博士)的教师，以及一位美籍常任教师。
因此，法学教育和学术走向市场，就要了解客户的需求，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生产［7］。由于它早期发展是为了满足对外贸易专业的教学需要，所以内容涉及公司、合同、货物买卖、信托、仲裁等，既有外国法和比较法的讨论，又有国际法的分析。
正是在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国际法学科和国际经济法专业逐渐建立起来。老师们重视教学、重视操作，但不太重视科研。冯先生在系务上投入大量精力，培养了相当多的法律人才，特别是在涉外法律事务行业中有很多毕业生，这为贸大法学院赢得了声誉。【摘要】国内精英法学院的发展，不能只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为导向。[6]关于中国法学教育面临挑战的分析，参见苏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载《法学》2006 年第2 期。更进一步，法学院还应形成学术辐射力。
在学术上，两位先生在 1980 年代初所编著的《国际商法》教材累计发行百万册，影响很大。他主张建立学科专业槽，走专业主义道路。
但在业界，贸大法学院既有口碑也有负面评论，总体认为贸大毕业生上手快，即熟悉案件操作流程，但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北大毕业生则相反。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以下简称贸大法学院)从 2009 年的第 12 位跌至 2012年的第 17 位。
所谓师资博士生，多是为本院师资培养，除此之外，其博士毕业生在知名法学院任教的几乎没有。而且贸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也长期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都比较高。
【注释】 [1]法学教育应该分工，精英法学院应该成为真正的精英。其次，比较法的教学与研究市场在中国总体上呈衰落趋势。选择这所法学院作为研究样本有三个原因：首先，笔者曾经在这个学院服务 6 年，对其更为熟悉。这样的法学院既能够进行职业训练，又可以进行职业批判，这样就能够成为真正一流的法学院［5］。
沈四宝后来接替冯大同担任系主任并且任后来法学院的院长。但贸大法学院要有更大的跨越、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法学院，还应着手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
约在 2000 年前后，法学博士生也开始扩招。所谓精英法学院，最简化的标准就是所在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以及较高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或者说就是一流法学院。
贸大法学院多年来形成了编译英美法案例的传统，[8]开设了不少英美法课程，但多是传授知识，而对于方法的运用则较少，这让学生有时会感到英文案例课变成了法律翻译课。同时，从国际商法这门课又逐渐分出很多单独的课程。
最后，之所以有兴趣研究该院的形成历史，恰恰是觉得该院与国内其他知名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专门的政法大学不同。贸大法学院必须保持特色，避免同质化，这样才能占有一席之地。而 2011 年新一轮增设22 个法学一级博士点学科，贸大法学院虽然名列其中，但全国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学科的大学已经有 34 所。特别是在各种排名和评比中，各大法学院系都力图争取更好的名次。
在相当长的时期，北京的外资所一直由北大和贸大两校毕业生所主导。所谓动态研究，就是研究团队能够及时了解、教学和研究最新的法律政策，迅速回应各类国际法律热点和难点问题。
在服务期间，已经着手规划研究该院的形成历史，并做了初步的访谈工作。这不仅体现在撰写发表论文方面，也体现在编书写书方面。
但问题在于，国际商法严格说来并非是一门学科。当前中国法学院系竞争激烈，法学教育甚至呈现泡沫化趋势［3］。
